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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统筹突出重点对准焦距让人民对
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深入推进东北
省委党史研究室学习贯彻全国党史研
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召开2014年度
学习领会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中
“四个全面”:实现中国梦的战略指
在中央党史研究室第六期青年沙龙上
中共牡丹江市十一届五次全委(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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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党史研究室第六期青年沙龙上的点评
作者:佚名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5年05月05 【字体: 】 
     4月17日,中央党史研究室机关团委举办以“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和党史工作重要论述”为主题的第六期青年沙龙。22名青年同志围绕党史工作、历史思维和历史方法、全面深化改革以及党史的作用等专题进行了交流发言,曲青山主任出席全天活动并对部分青年同志的发言作了精彩点评。现根据录音,分三个方面,整理如下,供大家参阅。 

一、关于党史工作

1.在听取屈亚汇报编写党史大事记的体会和收获后,曲青山同志指出:刚才屈亚的发言不错,第一联系了实际,第二联系了工作,第三有感悟和体会,这种学习对工作是会有帮助的。具体我作两点点评。

第一点,关于你讲到的党史和国史的关系。1949年以前,只有党史,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年后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是执政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史成为国史的核心部分。由于党是领导一切的,重大事项由党来决定,因此,中央党史研究室在编写大事记时,要突出党;党做了重大决定以后,政府及相关部门要贯彻落实,对这些内容我们要从略。就是说,党要详,政要略,这样党史和国史就适当分开了。

第二点,关于你发言中提到的两处细节。一是大事记中亚投行这一条目。亚投行的设置,必须和“一带一路”战略联系起来,才能弄清其中的关联,这就是栗战书同志说的不能光看历史现象,更要看历史事件背后的事情,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二是关于2014年12月13日至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提出“四个全面”。你看得很准,历史研究就要有历史眼光。为什么《人民日报》当时的报道没有提炼出“四个全面”,而是使用了“主动把握和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这样一个标题呢?原因是2014年12月9日至11日刚开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书记在会上对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特征有一个很深刻的阐述,经济发展新常态是这次会议的亮点,所以《人民日报》的记者发消息时抓的还是“新常态”,还没有认识到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全面”是一个更大的亮点,没有认识到总书记将“四个全面”有机整合后上升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形成了战略布局,对各项工作要起引领作用。新闻必须提炼一个最吸引人的东西作为“新闻眼”,记者抓“新常态”也是对的。但是,再过几个月回头看这段历史,确实还应该提炼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四个全面”。所以你说不能照搬《人民日报》的表述来做大事记是对的,要予以肯定。

2.在田江锋谈到《党史研究内参》的编辑工作时,曲青山同志指出:你的工作任务就是审读和编辑《党史研究内参》,这个工作性质要求你一定要把面放宽。你的工作和三个研究部的工作不一样,三个研究部是根据本部门研究的时段和内容往下走,往下深入,越深越好。你编《党史研究内参》恰恰要把视野放大,放广阔了,还要有即时跟进的意识,特别要即时跟进当前的时事政治。你要了解中央的一些重大决策部署,在了解的前提下,拓宽知识面,去寻找、策划、组织有分量、有价值的党史内参。你要下足这个功夫,不能等着别人投什么稿就用什么稿。另外,你不要太专。如果太专,你的时间都用在某个问题、某个方面的研究上,这样面太窄,你选稿子也会选不准。这个方向你要把握住。

3.在光新伟谈到如何学习并超越党史大家时,曲青山同志指出:我看到光新伟最近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发表在《上海党史与党建》第2期的《遵义会议与红军精神面貌的演变》,一篇是发表在4月13日《北京日报》的《中国学者近五年来的抗战史研究》,挺不错的。你刚才说到党史前辈是不可逾越的珠穆朗玛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既要学习他们,还要有决心逾越和超过他们,要有这样的雄心壮志。当然,要逾越和超过是不容易的,但你没有这样一个雄心壮志,注定你一定不可能逾越和超过他们。1959年,毛泽东同志和王任重同志两个人有一段对话,王任重同志向毛泽东同志请教如何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志说了几句话,这几句话实际上对于我们怎么学习大家、超越大家也有启发。毛泽东同志说:“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过了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的事业是一步一步、一代一代、一茬一茬人向前推进的,我相信你们当中,即便你们当中没有,你们之后的年轻人当中也一定会有超越前人的人。顶峰不可能永远是顶峰,那是形而上学静止的观点。一定会有超越前人的人。为什么室委会对新入室的年轻同志寄予厚望?我说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希望与未来在你们青年人身上,就算你们担当不起来,你们后面总会有人担当起来,总会有人成为一个大家,总会有人成为一个党史研究的高峰。我相信这一点,所以我鼓励你们。

4.在李晓倩谈到正在参与党史三卷编写的服务工作时,曲青山同志指出:实际上党史的好多研究,都是从查资料、搞剪报开始起步的。你们去翻一翻《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后记里面写到了张化同志,她当时做的就是像传递资料、核对数字这样的事。但到后来编写和修改《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的时候,她成了二部的主任,主持党史二卷的修改工作,本人也出版了好多著作,写了好多文章。因此,你们千万不要小看查资料这些小事而不愿意做,恰恰搞党史研究就是要从一点一滴的小事起步进行积累。

另外,你刚才讲到要拓宽知识面。习近平总书记有一句话:“历史是前人的‘百科全书’”。什么叫百科全书?就是包容万象,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全都囊括了。但是在积累的时候不能一开始就把面放得很大,先要专,后要博。你现在在第三研究部的政党研究处,首先要在政党研究领域内抓住一个你的特长、优势、专项,往下钻研,有一些成果后再慢慢地拓展。不要一开始铺很大的面,什么都看,最后没有自己的根。要先把你的根扎住。我的建议是,三部同志要全力以赴地研究新时期,即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间段的党史研究,也就是“一突出”,三部责无旁贷要把这个时段当作重点。三部同志千万不要看到举办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就赶快写篇文章,争着入选研讨会、入选论文集、争着获奖;看到长征胜利八十周年再赶着写一篇文章,这是一部的研究范围。不要最后落得哪方面都不专,什么也不是。同样地,一部二部也要注意这个问题。对一部同志来说,民主革命时期28年要好好研究通透,只要能够在一个人物、一个历史事件或者一段历史上有发言权就很厉害了。对二部同志我也多次说过,室里正在做华国锋的研究项目,最后要形成《华国锋传》、《华国锋年谱》的成果,有这么好的条件,可以在工作时间查阅许多档案材料、访谈许多重要人物,所以二部的同志就要立志做一个研究华国锋的专家。中央文献研究室的许多专家就是通过研究党的领袖人物,通过编写《毛泽东传》、《周恩来传》、《朱德传》、《邓小平传》等出名的,通过这些项目造就出了一批人。你在一部工作,就要把一部的本职工作做好,不要做与本职工作无关的事情,无关的事情做得越多,离工作就会越远。让你承担公活的时候,你就很难胜任。有关民主革命时期的咨询任务一般要由一部来做,你完成不了,这是不是离本职工作远了?我上次在青年沙龙谈过一个观点,不管是读在职研究生、申报国家课题、还是自己写论文研究问题,一定要从自己部门、自己岗位的本职工作向外延伸,把公活和私活、个人研究和单位项目统一起来,否则你左顾右盼,不专心、不务正业,最后很难成事,你完成的工作也很难让领导满意。所以一定要从本职工作着手。到一定时候,当你们年龄大了,积累多了,有知名度了,然后再扩展,打通90年,再不断跨越,你就会成为一个专家和名家了。研究工作应该由点到面。孔子说:“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果你知道的别人也知道,你不知道的人家还知道,那么你研究者的称号就站不住了。比如我是专门研究某个人物的,要努力做到对这个人物,能说出一二三,而且我的话是比较权威的,这样才会让人感到不一样,觉得这才是专家,才是研究部门出来的人。你要只是半桶水就麻烦了。我们这个学科要做一个专家很不容易,和其它学科不一样。很多人没有做过党史研究,但是他有那一段历史的经历,他可能比你更能说得头头是道,而且比你更清楚细节。我们的学科,不仅有专业的研究人员,很多业余的也都来做研究、写文章,有的文章还写得相当漂亮;不仅有体制内的,还有体制外的,不仅有党史部门的,还有非党史部门的。所以要做专家真不容易。大家千万不要泛泛地研究,为了写文章而写文章,为了评奖而评奖,这样的话一下子把时间浪费了,把精力浪费了,最后时间一过去,再回过头来弥补就很难了。这是第一。

第二,我在会上说过,我们反对攒书,室里现在好多人同意我的意见。攒书只能赚点小钱,也挣不了大钱。像《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三十来岁在行政机关工作,是个副处级干部,他写书累计得了版税4100多万,一般人不可能攒出那么多钱。后来有人劝他赶快辞职专门写书,他说不行,我的公务员身份不能丢,写书只是我的业余爱好。现在几十万块钱算什么?千万不要被物质上的小利益诱惑,把时间和精力浪费了,以后回过头再想下功夫的时候,也没那个心思了。学术研究是要吃苦的,有的人赚了点钱感觉挺好,就不愿意再做研究了。另外,原来的积累也销蚀掉了,比如说一个人同你一起入室,他不断吃苦钻研,你逍遥舒服了几年,之后你们的距离就拉开了。他成了专家,你成不了专家,你跟在他后面,赶也赶不上了。在中央党史研究室这样一个大的舞台,当一个知名的专家学者多好,只赚那点小钱意义不大。习近平总书记有一个观点,我认为说得非常好,他说:“当官、发财两条道,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共产党不允许当官的人以权谋私,不然你就一定是个贪官,一定会栽倒的。如果你要发财,那你走另外一条路,不要走当官这条路。我们搞学问也是一样的道理,如果想来这个地方发财,那你就走错门了,这个地方发不了大财,赚了点小钱最后弄得领导不满意,同志们有看法,最后你的事业也会受影响。

所以你在三部,要注意往专的方向走,首先钻研政党处的工作。我希望我们每一位同志,特别是研究部门的同志,就是要做某一个方面的专家,其它方面你知道得少一点有情可原,不强求党史90年的事情都要对答如流,这谁也做不到,但是你所在的研究部门所负责的那一段历史,你能够往下深钻,很多别人说不清楚的事情你能说清楚,我认为这就是值得肯定的,这个人以后肯定能成才。千万不要“一瓶子不响半瓶子咣当”,当“万金油”,“万金油”不是专家。

5.在机关党委(人事局)与办公厅青年同志结合工作实际发言时,曲青山同志指出:这里我给你们提点建议,周方方和张法娟,你们两个在机关党委(人事局)工作,希望你们能够立足本职做好工作,学习和研究就要更多地在机关党的建设、队伍建设方面思考问题。还有汪诗云,你在办公厅工作,也是如此。对党史研究的问题你们也可以思考,但首先要从本职工作出发来研究和思考问题。像樊得智同志,他去年写了好多文章,他的文章就是围绕机关党的建设,还有纪检工作写的,这是对的。这一种思考对工作有帮助,他不是把工作撂下来,然后另外占用时间去搞研究,当然这样也可以,但是首先你得把本职工作做好,做得绰绰有余,而且在精力、时间富余的情况下,再去搞点研究,我们也提倡。我们不提倡把多余的精力和时间用去打麻将、打牌、喝酒,我们提倡高雅的业余生活,比如,写点诗、搞点摄影,都可以。你们现在第一步应该思考机关党的建设、队伍建设的问题,这可能对你们以后的工作,包括对部门的工作都有好处。你们不要先想着也跟着研究部门的同志一起去思考怎么去研究党史。当然如果你们有以后想转岗到研究部门的想法,这也是可以的。如果没有这个想法,就先把本职工作做好,着眼于从本职工作去学习和思考问题,这样会更好。

6.在谈到今年的抗战纪念活动时,曲青山同志指出:“抗战精神”这个概念很早就提出来了,但其内涵是什么?以往没有具体阐述过。2014年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第一次概括了“抗战精神”,并且阐述了它的内涵,这可以作为大家学习这次讲话的一个要点去把握。“抗战精神”应该是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现在讲两个精神:一个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一个是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民族精神是从历史上中华民族形成以后,逐渐形成并不断丰富完善而传承下来的。抗战精神是民族精神的一个组成部分,民族精神的概念更广,它涵盖了抗战精神。

举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活动,是今年我们全党、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大家关注媒体就会发现,从四月份开始,抗战纪念活动已经启动,中央电视台推出了清明纪念抗战先烈的节目,请抗战老战士和抗战烈士的家属来录制节目,我看了几期,感觉制作得还是比较好的。抗战纪念活动一直要持续到年底的南京大屠杀公祭日,这期间,每个月都要不间断地举办纪念活动。我们室里承办了一些活动,如一部将承办一个重要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科研部将承办全国党史部门的研讨会。抗日战争的纪念活动、宣传教育活动要把握好四句话,这四句话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关于抗战的三个重要讲话里提到的,这是我们今年开展各项活动必须把握好的主题:第一句话是不忘历史,第二句话是缅怀先烈,第三句话是珍爱和平,第四句话是开创未来。同时,对于抗日战争的研究讨论,包括党史网站的宣传,撰写有关宣传、纪念文章,开展相关纪念活动,大家要注意把握好四个重大问题:一是局部抗战和全国性抗战的关系,二是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关系,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地位作用问题,四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作用问题。对于这四个重大问题,我在3月31日《党史研究内参》第十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在抗战纪念活动中需把握好的几个重大问题》,大家可以参考。

另外,《中共党史研究》第四期将刊登汪文庆对我的一个访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原因和伟大意义》,约17000字。我主要谈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地位和意义。我没有像以往那样从抗战本身去讲它的意义,而是稍微拉开了一点距离,用历史的眼光和未来的眼光这两个不同的角度去考察,谈它的意义。第二个问题是刚才提到的要把握好的四个重大问题。第三个问题是我对党史部门如何深化抗日战争的研究、如何围绕这一问题搞好党史宣传教育谈了几点意见。

现在网上有一些歪曲历史的观点,就是通过国共两党的对比,推翻我们原有的一些结论。例如,说共产党领导的仅仅是敌后战场,国民党却承担着正面战场,投入了几百万军队。说共产党牺牲的高级将领,一个是八路军的左权,一个是新四军的彭雪枫,但是国民党牺牲了100多名少将以上的高级将领。以这种数据说事,不承认中国共产党是抗战的中流砥柱,起了关键作用。对此,我在访谈里作了一个回应。我认为这种说法不成立。不能单纯以数量的多少来看问题,而是要整体地看抗日战争的进程是怎么一步步发展的。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用要肯定,特别是在最初的防御阶段,但不能认为正面战场全部是国民党作战,这不是事实。八路军、新四军一改编,就投入了正面战场作战,并分别划入正面战场的第二、第三战区序列,实际上也承担了正面战场的作战任务。

现在在国外有些观点,认为中国抗战胜利是美国、英国、苏联帮助的结果。我用了一个数字予以反驳。中国人民的抗战从1931年九一八的时候开始算是14年,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我们单独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了10年,苏联给我们提供的援助数额是很少的,也就1.7亿美元。后来美国对中国进行租借外援,一直到1945年,主要集中在1938年至1942年间,整个算下来,就是8.4亿美元。一个1.7亿,一个8.4亿,但是我们在抗日战争中的直接损失是1000多亿美元,间接损失是5000多亿美元。虽然不能否认有外援帮助,但到底是谁在起决定性作用?是我们中国人民自己。所以研究这些问题,我们要有正确的认识,不能跟着别人走,说美国投掷了两颗原子弹,苏联对日宣战击败了100万的关东军和伪军,说我们没有正规的部队,我们的武器很落后,就认为中国是外国人解放的,是苏联红军解放的,一下就把我们自己否定了。不是这么回事。我的一个观点是,中国战场和欧洲战场特点是不一样的。中国地方大,几个亿的人口,日本进来以后就把它陷在这个地方了,使得它后来北进从西伯利亚攻击苏联的计划没有实现。当时德国让日本进攻苏联,但中国把日本拖住以后,日本主要在中国战场作战。日本有一个在中国战场使用兵力的数据统计,最高的年份它整个兵源的90%都在中国战场,当然最少的年份大概是35%,这是其一。其二,中国抗战迟滞了日本南下的计划。中国把日本军队牢牢地拖在中国战场,进不去、也出不来,后来国际上互相援助,包括苏联、美国、英国,太平洋战争爆发,开辟欧洲第二战场,最后一起把日本军国主义打败了。所以根本的还是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抗战,在中国的抗战中,中国共产党起了一个中流砥柱的作用。

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不展开说了,但是这些问题大家下去后可以继续学习、关注。即使不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但了解一下,做一点党史的积累和思考,也是有好处的。如果每次活动都能思考一些问题,积累下来,你思考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多,你的认识也会越来越完整、系统和深化。

7.在谈到网络宣传时,曲青山同志指出:网络语言很多,大家都很熟悉,对于网络语言,有一句话叫作网言网语,它和纸质媒体的语言不一样。你们要在网上发声,和网民们互动时,不能直接使用书面语言,还要适当地注意形式、合理使用网络语言。

二、关于历史思维和历史方法

8.在谈到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历史观问题时,曲青山同志指出:我们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和党史工作的重要论述,实际上就是学习总书记的历史观,或者说是他的党史观。对此,栗战书同志在今年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做了一个概括,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集中回答了三个基本问题:第一个基本问题是以什么样的态度学习历史和对待历史;第二个基本问题是以什么样的方法观察历史和研究历史;第三个问题是以什么样的目的应用历史和把握历史。我认为,你们抓住栗战书同志讲的这三个基本问题,就抓住了学习总书记关于党史、历史论述的关键。

学习理论有什么用?为什么研究历史、党史要学习理论,要强调用理论来武装头脑?我想谈一下这个问题,供大家思考。中国的历史悠久绵长,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华文明没有中断。中国史学卷轶浩繁,世界上其他国家无法与之相比。中国仅正史《二十四史》就约4000万字,野史更不计其数。中国史学著作的体例最早是编年体,孔子作《春秋》就是编年史。然后司马迁创立了一种新的体例:纪传体,《史记》设了本纪、书、表、世家、列传五种形式。后面又出现了纪事本末体。合称三大体。中国史学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2000多年,留下的大量的史书主要是这三个体例。

到了近代,西学东渐,西方一些研究史学的理论方法传入中国后,出现了新史学。比如梁启超有一个研究历史的“飞机俯视法”,强调看历史不能只为帝王将相作家谱,没有劳动人民的历史记载。他认为看历史就要像在飞机上观察,凌空鸟瞰,要有宏观感,实际这接近于后来讲的要全面的、历史的去看问题的方法。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即怎么看问题的科学方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历史,就产生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像李大钊、蔡和森、瞿秋白、李达,他们写了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形成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高潮。第二个高潮是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一大批史学工作者来到延安。毛泽东提出共产党人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历史,对历史要有发言权。于是出现了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等一批史学家,产生了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特别是范文澜1940年到延安后,花两年时间写出了《中国通史简编》,在延安那么艰苦的条件下,没有什么资料,却写出了这么一本资料丰富、具有可读性的书,很不容易。该书出版后,毛泽东非常高兴,他说:“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们共产党人对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了。”这本书后来改写扩充为《中国通史》,范文澜去世后由蔡美彪等人续编,总共十二册。

新中国成立后,在历史研究方法上有过一个争论:研究历史应该用什么方法?到底是论从史出还是以论带史?以论带史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去研究历史。这两种不同观点争论得很激烈。我认为两者不可以偏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是给了研究者一个望远镜、显微镜、解剖刀,没有这个理论武器,只能看到现象而不知道本质。为什么我强调我们室要加强理论武装,要好好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就像栗战书同志重要讲话所指出的,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对党史工作、党史部门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这种特殊在什么地方?他说,这既是政治学习,也是业务学习;既是党史研究的指导思想,也是党史研究的重点内容;既是历史材料积累过程,也是党史专题研究过程。党的历史是什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概括了三个史:即不懈奋斗史、理论探索史、自身建设史,其中理论探索史就是要研究党不断创新的理论,研究党的领袖的重要思想。如果大家不注意理论学习,我认为是一定搞不好党史研究的。

但是,党史著作不能是干巴巴的说教,只有一些大道理,而是需要从大量的史料中得出结论。这就是以论带史,史论结合,论从史出。这样的史书才能吸引人,才能使人得到启发、受到教益。我提倡要好好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党的历史论述摘编》,认真学了以后,你就会发现,栗战书同志在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和党史工作的重要论述进行了一个科学的、总体的归纳和概括,提供给我们一个完整的框架。所以在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上,大家反映听了这个讲话很“解渴”,收获了一个理论武器,为今后搞好党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想这同样适用于你们年轻同志。这次,通过让你们大家逐一发言的方式,提醒你们关注理论问题,学习科学方法,然后再进行思考、领悟,你们就会提升素质。你们这个专题讲历史思维和历史方法,在这里,我也把我的学习体会讲一下。

今年年初,中宣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解放军总政治部、贵州省委联合在贵州遵义举办纪念遵义会议召开80周年大会。我室有个讲话。准备这种讲话稿,一定要把历史规律背后的东西提炼出来、挖掘出来,揭示遵义会议对今天的现实意义。否则我们花了人力物力财力,搞纪念宣传活动,别人不看也不听,劳民伤财有什么用?实际上,这样的纪念会本身就可以起到资政育人的作用。同志们,别以为写一篇文章、写一本书才是资政育人,搞一个纪念活动,搞一个宣传活动,同样也是资政育人。

我用一上午时间写完了讲话稿。那么,我怎么抓遵义会议现实意义的呢?我把我的方法毫无保留地告诉你们。我在文章开始,首先用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一句话,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为什么生死攸关?因为它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就把举行纪念大会的意义讲明白了。然后我说,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是28年,以遵义会议为节点和坐标,可以分为前14年和后14年。前14年我们党不成熟,犯过右的错误、“左”的错误,遭受了两次中国革命的严重挫折。后14年,我们党成熟了,有了领导核心,有了革命领袖,接连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壮大了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这么铺垫了一下之后,我问了两句话:这是历史的偶然么?回答是:这是历史的必然,它有历史的规律在里面。这是一段什么样的历史?回答是:这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今天我们纪念遵义会议可以从多个角度、多个方面去总结,但是我认为有四个方面是最基本、最主要的。一、实事求是是根本。二、独立自主是关键。直到今天,独立自主仍然启示我们,中国不要做别人的附庸,中国共产党要走自己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我们自己根据实际找到的适合中国国情的一条道路,这就和现实紧密联系起来了。三、民主集中制是保证。如果没有民主集中制,在会上争论得很厉害,就会造成党的分裂。四、党指挥枪是原则。中央红军始终在党的领导和指挥下行动。我总结了这么几条。这个发言获得非常好的反响。有的同志说,你们中央党史研究室就是不一样,你们有研究,谈出来的观点让人受启发。遵义市委、遵义县委把我的讲话稿复印给了每一位常委,组织中心组学习。后来《光明日报》发表了,《遵义日报》也进行了转载。在这种场合的发言,讲遵义会议的历史过程是不需要的,因为贵州的领导干部都知道遵义会议,而且遵义会议的会址展览,通过声、光、电的手段全面展示了这个历史过程,我怎么能讲得过展览?

从这件事,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党史研究是向后看的学科,但向后看的目的是为了向前看,向前看必须向后看。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如果你仅仅就历史研究历史,就历史说历史,别人不感兴趣,就起不了什么作用。历史一定要和现实结合起来。这就回到我们党史工作的一句话:党史工作的根本任务是什么?是资政育人。这是党史部门存在的前提和条件。做好党史研究,按照中央的要求和历届室委会的强调,要记住四句话。第一句话是:把握一个方向,“党史姓党”。这是我们党史研究的一个根本方向,是政治方向,千万不能出问题。第二句话是:坚持一个原则,实事求是。研究党史一定要实事求是,不实事求是,就写不出信史、良史。第三句话是:明确一个根本任务,资政育人。第四句话是:传承一个作风,脚踏实地。脚踏实地是党史工作者的优点、特点,是历代党史工作者形成的优良作风,我们要继续发扬。党史研究来不得浮躁、浮夸,急功近利、东拼西凑写出来的东西是站不住的。我们研究出来的东西一定要给人以历史智慧。特别是叙史后点评的那几句话,写历史进行点评需要相当的功夫,没有功夫是点评不到位的。

9.在张卓然谈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时候,曲青山同志指出:张卓然的做法值得肯定,作为年轻人对历史虚无主义敢于发声,是对的,要鼓励。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真正履行对人民群众所负责任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回头看党的历史,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确实都曾犯过大的错误,那么对这些错误我们怎么去看?关键要看党对错误采取了什么态度,是凭自己的力量纠正的,还是依靠别人纠正的。如果光依靠别人来纠正,党就要被取代,就没有生命力了。然而事实是,我们党恰恰是在遭受严重挫折后,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又纠正错误再度奋起。我们党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进行长征,几乎陷于绝境。当时中央苏区发展最鼎盛时,面积达到8.4万平方公里,总人口450多万人。但是由于严重的“左”倾路线错误,中央根据地丢掉了,中央红军从8.6万余人长征到达陕北时只剩下几千人。

研究历史有两个视角,一个是宏观视角,一个是微观视角。现在党史学界出现一个“研究碎片化”的问题。微观视角是必要的,从微观视角出发,可以把历史的细节、背景、场景搞清楚,使历史更生动、更鲜活、更具体。但仅仅着眼于微观,容易偏离正确的方向。譬如黄河的流向大体上是从西向东,其中也有许多转折,第一个转折就在青海,在这里流向南,最终流向东,流向大海。分析黄河的流向不能单看其中一段。又譬如中共一大共有13个代表,但最后坚定走到1949年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时候,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个人。这13个人中,有叛党的,有脱党的,甚至还有最后当了汉奸的,13个人的走向是不一样的。不能说这13个人是中共一大代表就都是好的,党在成立初期有各种各样的人参加,有些人坚定了理想信念,一直走到底。有些人则走上了其他岔路。这就叫大浪淘沙。

道理是一样的,正确看待党90多年的历史,要把握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要抓住党做过的三件大事;第二个方面,要把握党的历史的主题主线和主流本质。党的历史主流本质就是党自诞生以来所肩负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两大历史任务。党的历史主题主线就是党的“不懈奋斗史”、“理论探索史”、“自身建设史”,抓住了这三个史,就能在总体走向上把握好党史的主要内容,就能从总体和宏观上正确看待党史。有了这个整体把握,在具体的细节研究上就能得出正确的判断。现在有的研究往往以某某县、某某问题为例,但是中国幅员辽阔,东西南北发展差异性太大了,比方说土地改革,有老区和新区、有北方和南方,情况千差万别,如果仅仅以一个微观的视角、一个地方的特例来看土改,而没有抓住主流,那么很可能就会得出否定土改的错误结论。

金冲及先生曾经提到,当代人研究当代史,既有劣势也有优势。优势是你经历过,有现场感。金先生经常引用法国哲学家柏格森举过的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问题,这个例子我也多次引用。以巴黎凯旋门为例,如果给你100多张凯旋门的照片,包括从不同角度拍摄的远景、近景、全景、局部和各种细节的照片,你看了仍然未必能懂得凯旋门。但如果让你到凯旋门面前站5分钟,全方位观察,你就能还原好凯旋门。这个例子告诉我们,还原历史绝不能仅仅掌握部分材料,就轻易对历史下判断,不能像瞎子摸象,摸到大象的腿就认为大象像是一根柱子,摸到大象的肚子就认为大象像一堵墙,而是必须要先搞清楚整个概貌,之后再在细节上下功夫。细节研究是需要的,但不能失去宏观上的把握,不然会造成片面性。

党史研究稍有不慎就很容易产生片面性。还原历史要掌握完整的材料,要靠史料说话,要看档案、看当事人的口述史料,不过口述史料可能存在有水分、内容散乱等问题,还需要鉴别考证。党史学科出成果难,周期长,原因正在于此。历史研究和中医有点类似,需要不断累积经验,越老经验越丰富。

总之,反对历史虚无主义,重点不是说我们党没有犯过错误,而是对自己犯过的错误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要坚决抵制那些“污名化”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言论。

三、关于党史的作用

10.张过汇报了自己对党史专业、党史工作从不自信到越来越自信的变化过程。在谈到他选择党史专业原因时,曲青山同志指出:金冲及先生说他当时在复旦大学开设近现代史课时,历史学科的老师们都不太认可,认为近现代史离得太近,受限制太多,不会出太多成果,甚至算不上历史。他们都愿意搞古代史。后来金冲及先生坚定地搞辛亥革命,一直钻研很多年,最后终于成了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的大家。所以现在要通过你们的努力把观念转变过来,把说法改变过来。我们党史工作者,特别是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的党史工作者、青年党史工作者更要有责任、使命和担当。

在谈到听取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上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于若洁的发言感受时,曲青山同志指出:于若洁同志原来是山西省晋城市委副书记,提任到党史研究室主任岗位已经两年了,他说当时很不愿意来,来了钻进去以后,才感觉到党史研究这项工作非常重要。山西这几年腐败问题很严重,出现塌方式腐败。新到任的省委书记作出一个判断,认为山西现在处于很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有一些人对这个观点不很认同,他就让省委党史研究室进行论证和研究。于若洁同志就从我们党的历史上出现的若干次重大转折来论证山西的转折。期间,山西省委书记不断给他们批示,他感觉到,这时候历史的重要性就显现出来了。另一点,山西在历史上有着优秀的传统文化,历史上也出过很多清官,还是党的重要的根据地,八路军在这个地方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得以发展壮大,最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打败了蒋介石。对此,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同志在两会期间参加山西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唤醒山西人的历史记忆,从中汲取力量,把信心重塑起来、把精气神鼓起来。于若洁同志讲,他体会到从事党史工作的意义,就是“无用为大用”。有的人说历史、党史不实用,但是在关系到党和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时候,关系到山西发展的时候,关系到群众能不能对我们党建立起信心的时候,关系到怎么去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时候,党史工作资政育人的重要作用就凸显出来了。

在谈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人生历程时,曲青山同志指出:可以将总书记的经历、学识、思考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作一比较。奥巴马的许多思想借助他的智囊团、智库。而习近平总书记写《摆脱贫困》那本书时,是在三十多岁任宁德地委书记的时候,他现在许多讲话的思想,都能在那本书中找到源头。总书记的第二本书是《之江新语》,是在他任浙江省委书记时写的。那个时候他还在继续学习、思考,通过每天给《浙江日报》写言论,来指导全省的工作。从事新闻工作的人知道言论是报纸的眼睛和灵魂。总书记抓住一件事进行思考,几百字就是一篇文章,写得非常精炼。所以这本书你不能读得太快,都是些结论性很强的东西,你要细细地品,慢慢地读。这与他的第一本书,往往就一个问题的思考展开阐述不同。再到后来,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他的第三本书《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十八大后又推出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这本书到目前为止发行量已达400万册,在境外发行40万册。这四本书的思想、文风一脉相承,是习近平总书记以实践中产生的问题为导向,经过长时间思考和不断地学习理论,去回答解决问题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他的东西具有系统性、完整性,而且非常接地气,具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紧密的鲜明特点。因为他是从县委书记、地委书记、市委书记、省(市)委书记再到中央常委、总书记,从基层一步步干上来的,很了解中国的实际,很契合中国的历史文化。他的思维具有五个特点:即战略思维、历史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底线思维。因为他的讲话有五个思维的特点,所以他讲出话来很打动人、很抓人,能够产生冲击力、震撼力。这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历练出来的。如果让一个秘书班子找几个人写讲话,可能这次讲话写得好,下一次就不行了,因为你不能对所有问题的思考都保持一样的高水平。总书记的世界观、方法论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体系,我们学习他的讲话要注意把握两个层面的内容:第一个层面是从他的一篇文章、一个论述、一个观点开始学。但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一步。要把他为什么这样看问题,为什么要这样提出问题,最后为什么要得出这样的判断结论等弄懂搞透,之后就上升到了第二个层面。这第二个层面是较高的学习层面,最要害、最关键的就是要学习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学习他的世界观、方法论。我认为,对于领导干部来说,不能停留在一般的党员干部、工人农民和群众的学习层面,领导干部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用来指导工作。对研究人员的要求和对领导干部的要求是一样的,不能只叙述一个现象,搞不清楚背后的原因,要上升到第二个层面,千万不要停留在第一个层面。毛泽东同志说过“实践出真知”,意思是在实践中提高增长才干。我在网上看到讲中国党的领导人是怎样一步步成为领导人的,讲的就是历练的观点。中国十三多亿人口,有的省、地区的人口超过很多国家的人口。领导学上讲“一二七”法则,是指领导能力百分之十是从书本上学的,百分之二十是从周围的人身上模仿学到的,百分之七十是从自己的实践经历当中体会总结出来的。可见,领导能力主要是从实践中得来、在实践中提高的。不要认为书读得越多领导能力就越强,如果不注重实践,很可能书读得多却成了书呆子。就像陆游说的“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领会了、实践了的东西,再去总结、理解它,就能深刻地把握它。如果没有完全领会,光是从表面的东西去研究,只能始终停留在表面上。

11.当吴涛询问党史研究新入门者要读什么书的问题时,曲青山同志指出:我的建议是先读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书。如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我们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编写这些基本著作,党史一卷编写了十年,修订又花了六年;党史二卷从编写到出版十六年,有很强的严谨性。还有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领袖人物的年谱、传记,也是最基本的读物。当然,我们这些基本著作可读性稍微弱一点,这是需要改进的地方。因为我们主要强调严谨性和史料的可靠性,而较少考虑表述上的通俗性。有些人更愿意去读一些很轻松的书,但这些严谨的著作恰恰能够给我们搞党史研究的人先打一个基础。

现在很多人都在从事党史研究,有像我们这样为党写史和修红色家谱的人,还有台湾的国民党也在研究中共党史。但我认为党史部门搞的党史是最严谨的。外国人写党史著作有他的比较活的写作风格,但最大问题就是缺乏史实的考证。举一个例子,曾任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的傅高义,号称是“中国通”“中国先生”,重点研究中国问题、日本问题。他写的《邓小平时代》花费了10年的时间和精力,但他研究的10年和我们这个团队研究的10年不能相提并论。他的书可读性强,出版后在美国得了好几个大奖,美国前总统卡特、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都给他写过书评。大陆、香港都出版了他的书,香港以中文繁体出版,大陆以中文简体出版,大陆出版后,一些学者对这本书的评价也很高。我也读了这本书,读完以后感觉有供我们学习的地方。傅高义访谈了很多人,但口述、访谈得来的材料是需要考证的。傅高义的缺点就是没有对这些访谈材料进行严格的考证,哪些东西是真的,哪些东西里面有水分,哪些东西里面有差错,人家说什么他就用什么。我看完之后查找出了100多处硬伤。他本人也在访谈中说,如果中国的学者要和我讨论观点问题,我不和你讨论,因为我们的立场、观点不一样,研究的方法也不一样,但如果是史料、史实的错误,我全部接受。所以对于书中的观点我都不和他讨论,其中肯定有我们不能赞同、不能接受的观点,但是我给他指出的都是史实的错误。后来我将这本书中的错误进行了归类整理,写了一篇文章在《中共党史研究》发表,指出了80多处错误,文章写了将近两万字。北京大学的一名教授到美国去做访问学者时,把我的这篇文章带给了傅高义,我在文章中写道“供他再版的时候参考”,但他没有给我反馈消息。我认为基本的史实你不能说错了,这是要误导读者的。所以我们的基本著作虽然不好读,但书中每一句话、每一个判断和结论都是经过反复推敲的。我认为搞历史研究、搞党史研究,基本做不到完全不出一点差错,但要力争减少差错。对于一件事情有各种各样的说法,这就需要我们去考证、去弄清楚。举个例子,像刘老庄连,在胡锦涛同志的抗战讲话中运用了这个事例,去年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又用到了这个事例。但是当时刘老庄连到底抗击了多少日伪军?有多种说法,有说3000人的,也有说1500人的,还有说1000人的。新四军牺牲的人数现在搞清楚了,有名有姓的82人。这样一个抗日战争中的重大事件,既然要宣传,我们党史工作者就有责任去考证它,把它说清楚。这样的例子在党史研究中还有很多。另外我们搞二卷修订的时候,讲到国民党从大陆逃跑的时候带走多少黄金、白银、外币,有好几种说法,我们要考证哪个说法是正确的。你不能随便使用一种说法,不然你用了这种说法,别人也可以用其他的说法。所以你们在核对史实、接受党史咨询任务的时候,应该从党史基本著作中去寻找依据。不能随便找,在网上百度搜索一下绝对是要出问题的。党史的书不是我们一家在写,许多学者也在写,对其它党史书我们可以当作一个参考。我们中央党史研究室写基本著作得出的结论判断都是经过中央审定的,我们撰写的史实是经过了很多人多年的研究。司马光写《资治通鉴》花了19年,但是他人少,只有三个人。我们这个团队是多少人啊,一代一代的人,还有好多已经退休的。我们编写大事记,很多人在编、在核,核完后又要送到中央和国家各个部委征求意见,最后报中央批准,这才是最准确的。还有社会上编的大辞典也特别多,这也要判断它的可信度。现在中国中共党史学会正在编撰党史大辞典,已经编了四五年了,今年可能会出版,我认为这个大辞典也是比较权威的,你可以使用,从这个里面去查找一些条目。所以我教你们一个捷径,读书先读《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这类基本著作,把基础打好了你再扩展,再读其他人的书。

12.董莹汇报了她对于党史传承历史记忆的作用的体会。在谈到她的祖辈关于抗战的历史记忆时,曲青山同志指出:不久前,党史界的老前辈邓力群同志去世了。邓力群同志生前是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每年春节室领导都要前去看望,后来听说他身体不好,去年春节他住医院不方便看望,今年还没来得及看望就去世了。前年和大前年,欧阳淞主任带着我们去拜访他,那时他已经九十五、六岁了,和他交流时,工作人员需要大声地在他耳边重复一遍我们说的话,他才能听得见。但他的思路特别清晰,他问我们党史二卷写得怎么样,说他十分关心,说这本书写出来要教育党员干部。他还讲到了一件事,说到他当年为什么要参加革命,是因为他的所见所闻、经历的事情给了他强烈的刺激。他当年在北京读中学时,有一天日本飞机来轰炸,老师为了保护他们,就在教室的房顶上盖了一面美国国旗,这深深地刺激了他。他想,我们中国人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中国政府保护不了我们,而把美国国旗盖在屋顶上,日本飞机来了一看,以为是美国设施,怕引起和美国的纠纷而不敢轰炸。这件事对邓力群同志产生了很深的刺激,他认为要起来救这个国家。他为什么要参加革命,就是年轻时候的经历让他最后毅然决然踏上了革命的道路。

在反驳网上有关党史问题的错误观点时,曲青山同志指出:我给你提供一个数字支持你的观点。这次我到瑞金去,他们给我提供了一个数据,红军长征前,瑞金的人口是24万,有113000人参加了红军,占了全县人口的近一半。24万人中有5万多人为革命捐躯,其中有10800人牺牲在红军长征路上。一个县为什么这么多人跟着共产党走了,就是认识到共产党、红军是代表他们利益的,不然老百姓不可能这么多人跟着共产党走,做出这么大的牺牲,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当年在西柏坡,在山东沂蒙老区,老百姓传唱着一首民谣“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衣;最后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亲骨肉,含泪送他上战场”。这首民谣就反映了党、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老百姓倾其所有奉献给共产党,跟着共产党走,共产党还能打不败国民党?

在谈到网上诋毁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由他人代笔的言论时,曲青山同志指出: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三家联合写了一篇文章,针对网上有人说《毛泽东选集》中很多内容是毛主席剽窃秘书写的予以驳斥。中央档案馆研究馆员齐得平,还把《毛泽东选集》的手抄影印件拿出来,写了篇文章进行驳斥。当时造谣者的文章影响很大,以讹传讹,抹黑毛泽东同志。我们及时发声,研究人员撰写文章,同时把手抄影印件也拿出来证明,很快就澄清了这件事。以后我们中央党史研究室遇到这类事情,包括现在网上搞的专项清理行动,室里要有组织地发声,也希望你们青年同志以个人的名义主动发声,进行驳斥和引导。不能让错误的事情不断地传播而没有人去澄清,不然很多不明真相的人就信以为真了。中央档案馆齐得平同志写的文章我看了,对造谣者批驳得有理有据。他将毛泽东同志手稿的修改次数、是什么版本等内容都梳理得清清楚楚。比如《论十大关系》这篇文章,毛泽东同志亲自反复修改了十几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文章,最初是由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几个在延安的同志合作写作的一个课本。第一章《中国社会》是其他几个同志起草,经过毛泽东修改的。第二章《中国革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这点《毛泽东选集》做了注释,写的清清楚楚。毛泽东有很多电报、新闻稿都亲自动笔写。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后来又担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梁衡写过一篇文章:《文章大家毛泽东》,谈到很多新闻稿都是毛泽东自己亲自动笔写,以朱德、彭德怀的名义发表的很多声明也都由毛泽东同志起草。毛泽东同志1949年写的《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的新闻稿,在新闻界是个范例。毛泽东同志不仅政论文写得好,诗写得好,而且书法好,他被评为二十世纪中国十大书法家之一,独创形成了毛体。针对网上的诋毁言论,我们要用掌握的历史事实去反驳它。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多读书,拓宽知识面,只有掌握的知识足够丰富,才能一眼看穿谣言,而不是信以为真。

13.针对王世聪“重温历史,收获正能量”的发言,曲青山同志指出:我们提倡搞党史研究的人一定要从党史研究中获取正能量,首先要从党的历史的优良传统和优秀人物身上学习优良品质和优良作风。我们笔下写出来的历史,只有先打动我们自己,才能打动别人,如果我们自己不能置身其中,写出来的历史也不会打动别人。我们能够接触第一手的党史资料,这是我们得天独厚的优势。我们的责任是记载历史、传承历史,只有我们带着感情,打动自己并从中吸收正能量后,再往下传承,这样写史才有价值。司马迁在《史记》中写《孔子世家》时,将孔子尊为圣人。为了写孔子,司马迁从陕西去孔子的家乡山东曲阜进行考察,在《史记·孔子世家》的结尾他写了一段话,至今读起来都让我们感动。司马迁转引了《诗经·小雅》的诗句来点赞孔子。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司马迁很敬仰孔子在中国历史文化中所做的贡献,借用诗经中的两句话,又在此基础上加上了自己的两句话进行点评。我们要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有高的思想境界,在我们笔下写出来的史才能鲜活深刻,才能打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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